《反抗的畫筆—香港反送中運動週年圖像展》是臺灣漫畫基地（Taiwan Comic Base）於2020/06/24（三）至2020/07/26（日）的特展，記錄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圖像的反抗藝術。本文是講座〈請按讚與分享－港人如何在無大台運動裡串連與發聲？〉講座的筆記，與談人為政大傳播學院副院長劉慧雯與資深記者陳怡靜，談論港人如何用科技來串連，以及人與科技間的關係。
展覽日期：2020/06/24（三）～2020/07/26（日），週一休館日不開放
展出時間：10:00~21:00
展出地點：臺灣漫畫基地2、3樓（臺北市大同區華陰街38號）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、文化內容策進院
主辦單位：CCC創作集、臺灣漫畫基地
本展覽免費參觀，禁止攜帶寵物入內（導盲犬除外）
配合防疫政策：觀展時須測量額溫、配戴口罩
展覽網頁：https://tcb.culture.tw/special-exhibition-anti-elab-movement/
這次的講座主軸為：香港人在反送中抗爭下，如何利用數位科技來彼此串連；也涉及了人與數位工具之間的關係。由於沒有錄音和電腦，也為了整體閱讀的流暢性，以下的筆記並非逐字稿，也混雜了個人的一些見解和想法。
展覽相當值得，場景還原了香港葵芳站地下道和港鐵太子站；藝術家包含了香港、台灣及澳洲等地，以圖像的方式記錄了這整個抗爭的歷史進程。
OPENING：香港抗爭藝術的1.0和2.0
《CCC創作集：我們反抗所以畫畫》中，翁稷安曾提到〈抗爭中漫畫圖像的重要性〉：
在抗爭中，「圖像」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以圖像為主體，搭配著簡潔有力的口號，在抗爭現場或者相關媒介上，發揮著傳播和鼓舞的作用，有時甚至替抗爭活動塑造出鮮明的形象。
這也是為何「漫畫」會和「抗爭」緊密結合的原因，有別於高雅藝術，漫畫從一開始即以平民大眾為主要對象，具有直觀、不受階級或知識門檻所阻隔的閱讀特性，是有效動員群眾的最佳利器。
而圖像究竟如何成為抗爭的一環？這次的展覽就圍繞在抗爭、藝術與發聲上面，看看香港藝術創作者如何以藝術來支持抗爭活動。
「圖像」被作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工具，甚至演變成一種抗爭藝術，大家比較熟知的是「連儂牆（Lennon Wall，又譯藍儂牆）」；連儂牆源自於捷克，作為青年人的一種抗爭方式。
連儂牆（Lennon Wall）的起源地是捷克。
怡靜去了相當多次香港採訪，她發現香港的抗爭形式及其衍生的藝術，也隨著時代在改變。
Ver. 1.0 2014年雨傘革命
Ver. 1.0 可以以2014年的「雨傘革命」作為代表。
當時的抗爭藝術以連儂牆為主，它的地點固定、也可以維持長時間，並以memo紙為主製成的創作。
Ver. 2.0 2019年反送中運動
到了2019年的「反送中」，抗爭藝術進化了。
此時的連儂牆開始遍地開花（也和藝術作品隨時會被破壞有關係），而且創作力大爆發，包含了大型標語、畫報、海報等不同形式。
在2.0的時代，網路與實體之間的互動是很緊密的。
實體的運動或現場狀況會透過網路傳播；藝術創作者看到事件發生便即時在社群媒體上創作；數位創作又會再被人們印成實體下來，貼在各地連儂牆上，變成了特殊的街頭藝術。
舉例來說，這次展場二樓主題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？」便重現了當時地鐵葵芳地下道的樣貌。葵芳地下道放著一幅大大的〈女勇武〉形象，以及各式各樣的畫報、大字報，被稱為是「葵芳美術館」；但這是一個隨時在變動的美術館，每一天的面貌、畫作都會不同。
在葵芳地下道的大幅〈女勇武〉作者為芥藍炒雞蛋，為大友昇平「平成聖母」插畫的致敬作品。
藝術創作的消失甚至也變成一種藝術展演；因為太多創作被有心人士銷毀，因此甚至有了《粉飾太平展》，不將原本作品還原，而是「展示空白的畫作」，來告訴大家什麼樣的作品「被消失」。
被消除的作品也變成了「粉飾太平」展。
藝術創作的主題也隨著抗爭活動的進展而有不同的變化。
起初，抗爭的標語和圖像是以「訴求」和「號召」為主，期待更多人一同參與活動、支持他們的訴求；
但隨著國家及警察暴力的介入，他們的創作主題也漸漸產生了變化，開始出現了藝術創作者「抒發情緒」的主題，用來表達創作者的痛心、悲傷、無助；抑或是「撫慰人心」的內容，希望成為抗爭活動中的溫暖力量。
香港反送中抗爭科技的兩個背景：
數位足跡（Digital Footprint）及數位原住民（Digital Native）
劉慧雯首先提到，她覺得這次在臺灣漫畫基地辦這個展覽很特別。
這個漫畫基地是社會為了服務創作者而創立的，但這次的展覽卻展現了藝術創作者如何以藝術形式來服務社會；社會和藝術創作呈現了一個很好的循環。
數位足跡
她以自己的研究作為開場。
從2014年的「太陽花學運」，她與研究團隊便開始學習如何從網路上抓取資料；當時Facebook仍然開放讓大家爬資料，因此他們從3/18學運開始一直到4/11撤出立法院為止，一共收集到68萬個Facebook的ID、700萬至800萬篇在公開貼文下的comments，以及他們做了什麼行為（如轉發、1200萬個按讚等）。這些都稱之為「數位足跡」（Digital Footprint）。
相較於過去需要大規模資金的類比媒介（如電視、雜誌等），社群媒介有著相當低的門檻，但同時也象徵著使用者被暴露在被tracking的高風險之下；有心人士便可以透過數位足跡找到原本行為的使用者。
數位足跡的產生，是抗爭中急需解決的事。
想像一下，這些抗爭者都需要在實體抗爭時戴著面具、口罩以防被人或AI認出；
但在網路抗爭下，人們卻需要反其道而行，仰賴大量轉發才能將資訊傳送給更多的人、獲得更多人的理解與支持；因此，即使在實體抗爭隱身，這些數位足跡卻會暴露使用者的種種行跡，大家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收集起來。
因此，在抗爭之下，要如何消除數位足跡，就成為本次香港抗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；也就是利用科技，但又不會被它利用。
數位原住民
要能利用科技、卻又不被它利用，數位原住民的「出生」相當重要。
數位原住民（Digital Native）這概念是由2001年馬克‧普倫斯基發表的文章《Digital Natives, Digital Immigrants》而來，數位原住民與數位移民（Digital Immigrant）的區分並不是以年紀來畫分，而是看他們對於數位工具的浸潤程度，因此數位移民也有可能慢慢成為數位原住民。
數位原住民他們與數位工具之間的關係，幾乎就像是身體的一部分。
因此他們很熟悉這些數位工具，並且知道要如何有效地使用它們。
在本次香港的抗爭中，許多年輕人都是數位原住民的一員，他們能轉化這些數位工具原有的存在意義與方式，變成適合他們用來抗爭的工具。
香港反送中科技的特點
科技初始的誕生和後續使用者的使用，很有可能不同。
例如：AI本來可能只是讓辨識和管理更加快速（如手機的人臉辨識），後來卻被極端政府拿來做為控制人民的工具。又如，使用Google的搜尋工具背後的運算機制來做為表達意念的方式（如：Google幫我舉牌，長期抗議報閥；不過原講座舉的是另一個例子）。
當然，也沒有一開始就是為了「抗爭」所開發的社群媒體，那香港人如何運用這些科技來進行抗爭呢？劉慧雯以「Technique」而不以「Technology」來稱呼這些「抗爭科技」，因為強調的是它們的「使用方法」。
在先前的兩個前提之下：
「使用者」抗爭者多半身為「數位原住民」；
「目的」為大量使用社群媒體轉發訊息卻需要消除「數位足跡」、避免Counter-tracking（反向追踪）；
許多科技在這次的反送中運動被重新賦予新的意義與功能；反之，這些科技也在調校運動後續發展的方向。
AirDrop
AirDrop這項iOS的工具在抗爭活動就被轉換成新的應用方式。這項技術將所有機器都變成基地台，資訊便可以使用「跳島」的方式來跳到使用者上面；再加上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開/關，當關閉後就無法再被反向追踪，就達成了抹去數位足跡的目的。
怡靜也舉她自己當時在香港區選時的採訪經驗為例。
她朋友告訴她，到了香港可以開啟AirDrop，會收到很多訊息；於是，她到了香港就開啟了這項功能。
2019/11/11，香港展開「三罷」（罷工、罷課和罷市），她在觀塘站卡了好幾個小時；當時西灣河站警察對一名年輕男性開槍，明明兩地相隔很遠，但她在事發後十五分鐘內就從AirDrop上收到了許多人傳來的事發影片，讓她覺得很驚訝，在如此遙遠的物理距離上，到底是怎麼這麼快速傳輸的？
此為2019/11/11的西河灣開槍事件。
區塊鏈
不同於過往認為區塊鏈（Blockchain）只能拿來作為比特幣使用，區塊鏈技術因為有著「內容難以被篡改」、「不需要第三方仲裁」等特點，它在抗爭期間被拿來記錄一些不希望被扭曲或消失的內容；更能符合這次抗爭的Be Water的理念
（例：以太坊鏈上聲援香港反送中 有人上載警員資料免遭刪除）。
Telegram
Telegram有著匿名、加密、可以設定消除聊天記錄時間等功能，因此也成為此次反送中相當重要的科技。每天都有大量的訊息在各頻道上流傳。
人類與科技之間的關係：由科技建立起的Crowdsourcing
讓我們再重回太陽花學運的現場。
大家應該會有印象，學運時，立法院內有許多人正用著iPad串流直播院內的情況，場內還會有專人來負責管理網路流量、甚至電信公司還特別開基地台來維持網速；科技和網路把場內的訊息流傳了出來，各式各樣的翻譯人才把台灣的訊息翻譯成外語；同時也捧紅了很多人物、GitHub論壇興趣，甚至人們使用群眾募資《紐約時報》的廣告。
太陽花學運以 www.4am.tw 為名，由群眾募資共同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。
但，一個抗爭活動能夠被撐起來，不是那些檯面上的學運領袖、把訊息翻譯成多語的翻譯人才，而是在立法院內、院外甚至在家支持這次運動的所有人；劉慧雯說：
Crowd（群眾）才是真正推動的力量。
這也就是Crowdsourcing（群眾外包，有人簡稱為「眾包」）的理念。
網路及科技工具提供了一個「管道」，讓任何人都有機會去為他們所支持的理念服務。因此，科技與使用者的目標，兩者是環環相扣的。在這次的反送中，Telegram和AirDrop等工具以不同的面貌「服務」了這的抗爭活動，人們賦予了科技不同的意義，而科技也促成、形塑了抗爭活動的走向。
最後，劉慧雯提醒大家：
越了解科技，我們就能越好地使用它；也能夠及早阻止科技帶給我們的負面影響。
這次反送中「數位原住民」對於的「Technique」的運用，就是很好的證明。
會後Q&A
Q：Telegram的加密是否可信任？它有沒有可能被秘密地買走？
基本上依照Telegram的政治、經濟結構來看，目前它是可以相信的。例如它是否能夠獲利？真的會有人想買它嗎？
但面對政治、經濟，永遠沒有不可能。但現階段看起來是沒問題的。
Q：抗爭的情況下，是不是不能只依賴同一種工具？
是的。工具永遠會隨著抗爭的目標、訴求改變而跟著改變；工具本身的功能改變，人們也可以換不同的工具。
劉慧雯也補充，過去的大眾媒體具有匿名性，它所接觸到的是「匿名的任何人」；但「社群媒體」是用來人際互動用的，我們在上面所交往的任何對象都是有頭有臉的人，因此人會對它們產生固著；所以大部分的社群媒體不可能Be Water。
但像是AirDrop就可以，因為它們之間的連結可以斷掉、需要重新再次連結。
因此我們要注意的是科技呈現的形式是什麼？
現在使用的科技，仍有可能會被放棄；我們永遠能夠找到更適合的工具。
Q：港版「國安法」通過之後，許多香港人大量刪除自己過去的貼文，這是否象徵著抗爭科技的死亡？
確實會有寒蟬效應，但我們永遠找得到新的方法和工具。
不過劉慧雯也提醒大家：即使沒有國安法，也要小心自己的數位足跡。
這次的講座很精采，每天在網路世界打滾的我們，其實「數位足跡」就記錄了我們的一舉一動；本來一般情況下就要很注意了，而香港人在抗爭中，居然能夠運用數位科技來為他們的目的服務，這種無限的創意及生命力真的很值得敬佩。
港版國安法過後，我們還有機會再去香港嗎？
這次的展覽還原了反送中抗爭的幾個重要地點，也展示了相當多的抗爭藝術，請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哦！
感謝收看: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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